见到老高时，他已经与几年前的毛头小伙子判若两人了
 
笔挺的西装，精致的领带，唯一没变的，就是他那一头倔强的短发，刺猬一样立在脑袋上
 
我们认识的年头要用两位数计算了，当初他学习不好，毕业去当兵，复员之后就在现在这家保险公司工作，如今已经是一个几十人的团队的负责人了
 
看着他现在意气风发的样子，不禁问起了这些年的遭遇和创业的经历，于是，他给我讲了一个他刚到公司做小业务员时候的故事
 
那时，唯一的工作就是拎着包挨家挨户的推销保险，专业术语叫“扫楼”。“没办法啊，所有做 marketing 的人都是从做 sales 起步的”，老高一边回忆一边说着。
 
那天，好不容易约到一位潜在客户，答应让我去他家谈谈，于是，我准时到了他家，进门之后，就迫不及待的把我已经背了上千遍的保险品种介绍一咕脑儿的往外倒。
 
可我刚没说了两分钟，那位客户就打断了我的谈话，他指了指他家装修豪华的客厅，问道，“小高，你看我养的这些热带鱼漂亮不漂亮。”
 
这时，我才有心思仔细打量陈设在客厅里象面墙一样硕大的水族箱，里面有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热带鱼。
 
“恩，这鱼......真漂亮，不过我对这个不太懂。”
 
“小高，做 marketing 是一种与人打交道的工作，第一步不是介绍你的产品，而是应该拉近你于客户之间的距离，为客户带来快乐，和你成为朋友，进而对你产生信任感，当你获得了客户的信任感之后，你的产品不用推销也会有销路的。我做 marketing 几十年了，看你是个上进要强的年轻人，所以才跟你说这些，你回去好好想想我说的话，想明白了再来和我谈你的产品吧。”
 
这番话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回家的路上，我去书店买了一摞介绍热带鱼的书，把自己闷在家里研究了一个星期。当我再次到哪位客户家里的时候，我们就聊开了热带鱼，从上午一直聊到下午。最后，他说，“今天我聊的很开心。我们来谈谈你的保险吧。”几分钟后，我就签下了我入行以来最大的一笔保单。
 
如今，我已经从 sales 转到了 marketing，但我的工作不是想着如何去开拓市场挖掘更多的客户，而是花大量的时间精心维护我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客户群，把他们当作我的朋友一样为他们处理签完保单之后发生的任何问题。其结果就是，很好的稳固住了现有的客户，不会出现流失，同时我的客户都成了我的免费推销员，他们会把他们的朋友源源不断的介绍给我，保证我的市场不断扩大。
 
现在回想起来，我很感激那位客户，是他告诉了我做 marketing 的最高境界，让我少走了不少弯路，至今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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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和一位朋友聊天的时候听她说到自己不适合干法律这行，想转行做 marketing，我就想到了老高。我们是发小儿，他能有今天的成就我由衷的高兴，把他的小故事写下来，希望对那位想投身 marketing 的朋友有所启发，并祝她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
 
老高的故事对我的启发也很大，其实，我们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无时无刻不是在做着 marketing，把自己推销出去，从而获得社会的认可和物质的回报。我们不能急功近利，应该懂得欲取之，先予之的道理，当你想要从别人那里获得什么的时候，应该先问问自己为别人付出了什么。和别人成为朋友，并真心的付出，为别人带来快乐，当你把这些都做到之后，你应得的回报就会顺其自然的到来。

 

 

村上春树于2月22日前往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并在那里发表了一次演讲，我把译文转到这里，希望更多的人看到。

村上春树演讲正文如下:

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做这个，我们都知道。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回答会是这样：即，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也就是说，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把事实从它的藏身之处诱出，将之转移到虚构之地，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之，以试图抓住它的尾巴。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理清在我们之中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

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多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接受一个文学奖是不是合适，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当然，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最终，经过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我如此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你们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而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宁愿来这儿，而非呆在远处。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不去观看。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什么都不说。

这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是来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因此今天我不打算站在你们面前，传达直接的政治讯息。

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东西。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而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约如此：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对，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有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呢？

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该隐喻的涵义之一。

可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是如此，你们每一个人也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它叫体-制（The System）。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它使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络而贬低灵魂。我完全相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试图理清每个个体灵魂的独特性---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发抖和捧腹大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日复一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编造着虚构故事的原因。

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

他说，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凝视着他跪在祭坛前的背影，似乎感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

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去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们传达一件事。我们都是人类，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都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显然，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花点时间想一想这个吧。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这种东西。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完全失去控制。

 

体-制没有造就我们，我们造就了体-制。

那就是所有我要对你们说的话。

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奖。我很荣幸我的书正被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阅读着。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机会向你们演讲。